摘录一些内容如下：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实施会带来外汇的大量增加，形成对于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与出口导向政策配套的外汇政策又要求本币汇价保持不变；要维持出口导向的政策，就不能放松中央银行的干预，使本币币值保持稳定。这样，中央银行就要频繁介入，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势头。以我们的情况为例，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大约收购6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已经增加到每天大约8亿美元)。这就是说，央行每天要放出50亿元的高能货币。按照现在的货币乘数接近5倍计算，每天货币购买力增加两三百亿元。这就必然造成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目前商业银行的存差已经达到10.5万亿元。目前的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如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猛问题都由此而生。
货币过量供应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inflation)；另一种是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的上涨，“泡沫”的形成，也就是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房价过高的问题的宏观经济根源就在这里：由于流动性过多，投资买房的人把房价买高了，消费买房的人却因为购买力不足而买不起，于是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类宏观问题(总量问题)恐怕是很难用限价等微观手段(个量手段)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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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引起的外汇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许多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也都出现过，而且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在这里，我想推荐原台湾大学校长、台湾“经建会”副主任孙震教授在今年4月“两岸经济论坛”上的专题报告：《台湾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载《比较》第25期)作为参考。孙震指出，台湾在50年代末期采取了“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台湾即将在90年代跨越“发展中”和“发达”的界限，成为发达经济。但是时至今日，“台湾似乎离发达地区的境界日远”。他认为，由台湾经历获得的基本教训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即市场化。台湾的问题，出在“决策者对经济自由化缺少认识和信心，以至踌躇不进”上。例如，台湾60年代本应顺应出口扩张、贸易差额改善的情势，逐步取消对出口的补贴，放宽对进口的限制，调整汇率，修正新台币偏低的币值，这样就能进一步增进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后的衰退也会较为缓和。后来，台湾当局在1984年提出了“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正确方向，然而囿于短期利益的考虑，上述“三化”的实施迟疑不决，造成了往后的被动局面。例如，台湾当局在外汇资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仍不愿让新台币升值，因而迟迟不放开对外汇形成机制的管制，而是大量收购美元，控制新台币的汇率。大量收购美元，使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这又引起了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刺激 开发商将大量资源用于空置房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浪费。而且后来受到外部冲击，泡沫崩溃，不但无数厂商因资产缩水而陷入财务困难，而且银行由于 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而不胜负担，最后只好由政府帮助银行抵销坏账，归根结底由全体纳税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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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又在哪里？在我看来，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前面讲到的那些体制性障碍，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正像温家宝总理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所说的，“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
根据这种情况，政府应当坚决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把这些自己不该管的事交回给市场、企业和社群组织去管理。
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些责无旁贷的基本职能，例如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要提供一个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维护生态环境不受污染破坏，等等。在这些方面，现在政府还没有管或者管得还不够好，需要作认真的努力。
当然，政府改革由于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免不得有困难和阻力。这就需要坚定决心，坚持进行下去
吴敬琏介绍说，日本等经济体依靠出口来缓解这一矛盾，用国外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虽然经济保持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出口导向政策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增大，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硬通货，带来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后果，引发房地产、期货、股票等资产价格膨胀并形成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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